逼捐是以道德之名耍流氓

    在中国，慈善捐款已经不再是一件单纯的私人事务，而变成了可以供众人评说议论的公共行为。公众人物有没有捐款，捐了多少，都被舆论严密监督着，动辄就会引起不满遭受批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最美妈妈”吴菊萍坦承公司所发的20万奖励自己要留着用，以改善家人的生活，但同时也担心网上的议论，“怕被否定、怕被质疑。”

    吴菊萍的担心不是毫无道理。个人慈善捐款在中国常常需要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质疑，尤以汶川地震刚结束时的逼捐潮为甚。很多企业家、演艺明星在汶川地震后，因捐款数额被网民认为过低，而纷纷被列上了“捐款铁公鸡排行榜”，遭到网民谴责、辱骂甚至电话骚扰。还有一部分人发起了对少捐或者不捐的外国企业的抵制行动，甚至出现了围攻麦当劳的举动。而在过往对于道德模范人物的塑造上，“模范人物又献爱心捐出奖金”的报道也屡见不鲜，如小悦悦事件中的陈贤妹，武汉爆炸案中的立功护士。因美德行为而获得的奖金，似乎不捐出去已经是一种道德上的不正确了。[详细]

    汶川地震当天，万科捐款200万元，网友质疑捐款太少。王石回应称普通员工捐款以10元为限，再次遭到围攻。

    逼捐实质是道德暴力，作为社会规范道德并不具备强制约束性效力

    以道德的名义，让他人捐款，听起来十分道貌岸然。但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道德只宜律己不宜律人。我们既不能鼓动他人去牺牲，也无权要求他人高尚。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并不如法律一般有约束性效力，不具备强制性。试图通过种种手段使用“道德大棒”要求他人作出慈善行为，不仅帮不了慈善，反而是在毁了慈善。希望有能力的人能更多地回报社会，固然无可厚非，但如果施以舆论暴力，则是矫枉过正。

    捐款作为一种善行，更多的是爱心自觉，而不能成为道德要挟和道德勒索。以是否捐款和捐款数额作为衡量标准贴道德标签，将捐款视为有财富者和道德模范们的必然行为，本质上都是挥舞着“道德大棒”来要求他人。即使是面对灾难，是否捐款也没有道德上的义务限制，而是个人或者社会考量后自主作出的选择。当道德表现为一种暴力，本身也就成了缺德，因为谁也无法保证自己是道德完人，可以作出道德评判。

    思想家阿伦特在论述善行时说，善行有一种“隐匿起来、不被他人看见或听见”的性质。“善行”一旦公开化就失去了其善的特征，不再是为善而善了。阿伦特说，在大庭广众之下炫耀的善行，就容易变成别有用心的伪善。这番话，用在中国各式各样如火如荼的捐献行为上同样合适。当逼捐成功，捐赠人受于舆论或者其他威胁而不得不捐款时，他已经分不清自己是在为逼捐者而捐赠，还是为了慈善本身而捐赠了。或许还会有人认为，不管过程如何，能达到捐赠的效果就不算失败。这样的思维，只能催生“捐赠秀”，逼不来慈善本身和社会风气的改善。

    在各种政府机关和企业，还有组织性逼捐。虽然都以捐款人自愿为前提，但实际上，出面动员捐款的人通常与捐款人有上级和下级的关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如经理、老板和下属；或者动员捐款人对捐款人的利益可以施展决定性的影响力，如政府、政府组织、派出机构与企业、家庭，学校、老师与学生、家长。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指出，以“组织”的名义动员捐款是一种传统，中国“历来如此”。组织来动员捐款的一个社会后果是，个人慈善捐款不再是一件单纯的私人事务，而成为一件可以供众人评说议论的公共行为。人们普遍认为自己有权监督其他人有没有捐款，捐了多少。尤其是对演艺明星、运动员、企业家等公众人物，从排行、批评到恶语相向，都成了舆论监督的合理化说词。

    捐款本是私人善行，如今渐渐成为了众目睽睽之下的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