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之德，厚德载物---纪念朱德诞辰120周年
2009-11-02 PM04:23:22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评论：0 点击：

今年是朱德诞辰120周年，也是他逝世30周年。这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了一生的伟大战士，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创立新中国的丰功伟业，还有那举世钦敬的精神风范。

　　江泽民在1996年纪念朱德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上说过，“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史册上，群星璀璨，朱德同志是其中一颗巨星。毛泽东同志称赞他是‘人民的光荣’。朱德同志具有高尚的思想和崇高的品德，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什么是朱德同志为我们留下的珍贵的精神财富呢？

　　就是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到底的高尚思想和在这不屈不挠奋斗中所表现出的崇高品德、人格风范。概括起来就是八句话：

　　为国为民，不断进取；信念坚定，矢志不移；英勇无畏，履险如夷；艰苦卓绝，简朴廉洁；谦虚谨慎，淡泊名利；实事求是，刚正不阿；宽厚慈善，平易近人；顾全大局，坚忍负重。

　　乍听起来，这些似乎是成语、套话的罗列，但这的确是朱德用生命，用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写出来的，我们可以用他生平中许许多多的事例来证明来说明，每句话都有实实在在的内容，都发人深思，令人感动。

　　下面，想稍加展开地说一说：

　　一、为国为民，不断进取

　　朱德１８８６年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琳琅山湾里一个贫苦佃农的家庭。他在青少年时代，已深感我们的祖国正处在深重的苦难中。他9岁那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14岁那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外国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中国封建王朝的腐朽统治，把国家和民族已推到濒临灭亡的边缘。为了拯救祖国，朱德同志和许多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一样，苦心焦虑地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朱德生长在中华民族日益陷入内忧外患苦难深渊的年代。他9岁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被迫接受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2岁时，戊戌变法失败，一批维新救国的仁人志士惨遭杀害；14岁时，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以《辛丑条约》将“庚子赔款”的４亿５千万两白银的分摊在痛苦不堪的中国老百姓身上。外国列强的侵略掠夺，清朝廷的腐败黑暗，官吏差役的敲诈勒索 ，地主豪绅的剥削搜刮……所有这些，都像重锤一样击打着少年朱德的心，使他忧愤日增，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报国、救国意识。这种心境，反映在他20岁那年（1906年），离别顺庆府中学堂时，赠与同窗好友的一首诗中：

　　骊歌一曲思无穷，今古兴亡忆记中；

　　污吏岂知清似水，书生便应气如虹；

　　恨他狼虎贪心黑，叹我河山转泪红；

　　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

　　年轻的朱德，尽管有“冲天壮志”，但却是报国无门。他1908年从成都高师毕业后，回家乡仪陇县新办的小学堂教了一年书。当地守旧势力反对新式教育，对朱德教授体育课让学生穿运动服尤视为“有伤风化”，竭力诬蔑捣乱。在“教了一年，也斗了一年”后，朱德感到“教书不是一条出路”，愤然辞去教职，徒步千里奔赴云南昆明，投身军旅。行前，他写下《赠诸友》一诗：

　　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

　　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

　　１９０９年，他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求学的时候，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他积极参与推翻清朝政府的辛亥革命，又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中站在斗争的前列，英勇善战，功绩卓著。但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能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中国人民仍然处在贫困和苦难的深渊中。中国的真正出路在哪里？他在苦闷中继续进行探索。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使他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为了寻找革命真理，１９２２年他毅然抛弃官职，奔赴德国，在柏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奉献给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

　　在参加革命以前，他已身居高位。滇军旅长，月薪是1200块大洋，可谓高官厚禄。但他不甘于个人荣华富贵，他不满社会黑暗的现实，觉悟到辛亥革命没有完成救国救民的任务，应该为中国革命找一条新的道路，有了这种觉悟，就毫不可惜地把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弃如敝屣。他在1922年，已经是36年的年龄，又重新开始革命，重新开始学习，重新当小学生，重新当普通一兵，重新开始奋斗，重新过苦日子，过饥寒交迫、风餐露宿、流离失所的日子，这是很不容易做得到的，这就是为国为民要不断进取的精神，因此，他从一个爱国者、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江泽民说：朱德“为了救国救民，复兴中华，青年时代的朱德同志就投笔从戎，参加过辛亥革命时期在昆明举行的起义，随后又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护国战争、护法战争，成为滇军的著名将领。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并不能实现，国家、民族、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思想上感到极大的苦闷。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他决心寻找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从此，他抛弃高官厚禄，踏上了一条充满惊涛骇浪、艰苦求索的旅程，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能够实现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正确道路和力量。如果没有对国家、民族、人**的那种高度责任感，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了解和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执著追求，没有惊人的毅力和勇气，要实现这样的转变是不可能的。”

　　二、信念坚定，矢志不移

　　**在纪念朱德百年诞辰代表中共中央讲话：“朱德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信人类这个最美好的理想一定能实现。自从他确立这个伟大理想后，就终生为之奋斗。他深知：实现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决不可能一帆风顺，中间会遇到种种难以预料的困难，探索前进的过程中也需要付出种种代价，甚至会遭受巨大的挫折。但他坚信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一时的困难总能找到克服的办法。因此，在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危急关头，他坚如磐石，从不动摇。当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败时，余部孤立无援，强敌尾追，饥寒交迫，军心涣散。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朱德同志泰然自若。他对部队说：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但黑暗遮不住光明，只要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就能成功。他斩钉截铁地说：‘就是剩下我一个人，也要革命到底。’他的坚定和乐观，强烈地感染并鼓舞着大家，终于渡过难关，使这支具有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优良传统的革命武装队伍得到保持和发展。在以后近半个世纪的征途中，革命的道路依然坎坷不平，而他一如既往，顽强地奋斗不息。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优秀儿女那种可贵的凛然正气和铮铮铁骨。”

　　朱德有着钢铁般的坚强意志。而这坚强的意志来自他有坚如盘石的理想信念。他坚信马克思主义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坚信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坚信党的领导，坚信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必然胜利，因此，他入党之后，在充满艰险曲折、惊涛骇浪的中国革命的历程中，从来没有动摇过；而且愈是在革命遭到严重挫折的危急关头，愈是在极端艰难的时刻，朱德就愈是充分显示出他那无所畏惧、沉着果断的大智大勇。他从不因困难而气馁，更不因挫折而灰心。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后，朱德同志参加了在南昌举行的武装起义，这是我们党打响的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当南昌起义失败时，朱德同志又毅然挺身而出，受命于危难之际，和陈毅同志一起率领一支只剩下七百余人的孤军，在周围一片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中转战千里，发动了著名的湘南暴动，最后率领一万多人奔向井冈山，同毛泽东同志率领的队伍胜利会师，开创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在长征途中，张国焘进行反党分裂活动，朱德同志身陷逆境，仍旧像中流砥柱那样，坚持原则，坚持耐心说服教育，团结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坚决斗争，最终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大会师。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朱德同志在这场斗争中是“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这是对朱德同志思想品德的最准确的概括。朱德同志在一生的革命实践中特别是在党的历史的重要关头，充分表现出来的革命坚定性和矢志不移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是共产党人极可宝贵的品格。。

　　他总是在革命最紧要的关头、最危急、最艰难的时刻挺身而出，撑支危局挑起重担，力挽狂澜。中国革命有几个最困难的关口，一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被投入腥风血雨之中，朱德在白色恐怖中潜回南昌，准备武装起义；起义军南下失败后，在极端困难和险恶的情况下，他挺身而出，和陈毅同志一起，以非凡的英雄气概和革命胆略，率领起义军余部，冲破千难万险，转战湘粤赣边境，最困难时只有七百多人，情绪低落绝望，他登高一呼：要革命的跟我走！保存并发展了这支革命武装――最宝贵的革命火种。二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过雪山之后出发时的八万人只剩下一万多人，一、四方面军草地分离后，毛泽东仅带走一三军团六千多人，张国焘控制八万之师，大搞分裂主义，朱德又面临严重的考验。他运用大智大勇，克服分裂，促成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会师，迎来抗日战争新阶段。

　　三、英勇无畏，履险如夷

　　朱德是以军事统帅著称于世的。人们常用“身经百战”来称颂军事将领。朱德戎马一生，远不止身经百战、千战。他一生打过多少仗，有种说法是“大仗五百，小仗三千”，不一定准，总之很多。他是“战争之神”。他经历的战役战斗次数之多，类型之多，战争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战役战斗之残酷剧烈程度，在古今中外的军事将领中几乎无人可以比肩。他从云南起义开始，到出国留学前，在云、贵、川一带整整打了十年，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其中在云南边陲进行的丛林游击战，护国战争时的纳溪阵地争夺战，都是战争史上夺目的篇章。参加革命后，南昌起义后的千里转战，杀开一条血路转战粤湘赣边，发动最大规模的湘南暴动，打败许克祥六个团；井冈山的保卫战，开辟赣南闽西时的大柏地伏击战等，都是战争中的杰作。这个时期几乎是天天打仗，有时一天打上几仗。1930年开始，红军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在窥袭南昌、二打长沙、攻取脊安之后，开始了五次反“围剿”战争，朱德和毛泽东一起指挥红军取得前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又和周恩来一起指挥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第五次反“围剿”他也奔波在前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支撑真正局面，在李德抱病消极后，他指挥红军取得这次反“围剿”中唯一一次胜利――温坊大捷，并为保存红军实力准备战略转移创造了条件。长征初期空前剧烈的湘江之战，遵义会议后的土城之战，四渡赤水之战。抗日战争前期，朱德亲临华北敌后战场，指挥的战役战斗就更多了，这里不一一细数。固城阻击战。解放战争时期，在战略防御、战略进攻、战略决战、战略追击的各个阶段，朱德也参与了一系列重大战役、战斗的谋划、部署、指挥，特别是指挥石家庄战役，以阵地战夺取第一个大城市，开了先例。其中三大战役规模之浩大，在人类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下面讲两个事例：

　　其一、粟裕回忆南昌起义军南下失败后，10月7日，朱德率领部队从饶平出发，由地方党派人带路，经大埔、蕉岭，过峰市，沿闽粤边一路急行军，16日抵达武平。紧紧尾追的钱大钧部一个师，17日也到达武平。朱德不得不在这里打了一个退却战。他指挥部队击退敌人两个团的进攻，打垮追敌，但部队亦受很大损失，还剩1500多人。再向西北奔赣南，到达闽赣边界的石径岭。石迳岭到处都是悬崖峭壁，只有一个隘口可以通过，却被反动民团的占踞了，阻拦起义军通过。粟裕大将回忆说：“这时，朱德同志突然出现在队前，他一面镇定地指挥部队疏散隐蔽，一面亲自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发起进攻，敌人惊恐万状，纷纷逃跑，给我们让开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同志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经过这次石径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同志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

　　其二，长征中的土城战斗：1935年1月，遵义会议决定北渡长江，在成都的西北或西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于是，红军分三路向赤水、土城地区开进，准备北渡长江。

　　蒋介石得知红军动向，急忙命令战斗力较强的川军以重兵封锁长江，并进入赤水、习水、土城地区阻击红军。

　　１月２７日，中央军委到达土城。这时，获悉川军刘湘的模范师郭郧祺的4个团正尾追红军，向土城开来。毛泽东提出并由军委决定，利用土城以东山谷夹峙的有利地形，给追敌一个迎头痛击。这一任务就交给了正在附近的彭德怀，要他统一指挥三、五军团去歼灭这股敌人。以红九军团及红二师担任预备队。

　　２８日晨五时战斗打响，但经过连续几个小时的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这时才发现情报有误：原来以为川军是4个团约六七千人，实际上来的是6个团万余人，而增援部队还在不断涌来；川军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都比黔军强得多，这也是最初估计不足的。

　　战局的发展对红军越来越不利。三、五军团与川军鏖战半日，伤亡越来越大。川军倚仗优势兵力，突破五军团阵地，一步步向土城镇压来。如果顶不住，后面是赤水河，红军将背水作战，后果难以想象。

　　这是红军在长征中，继湘江战役之后的又一次生死悠关的大战。在这个关系着全军命运的紧急时刻，朱德毅然提出到前线直接指挥作战。

　　总司令要亲自上前线，在场的人为之一震。

　　前线打得那样激烈，实在是太危险了。毛泽东连吸了几支烟，没有答应。

　　朱德有点等不及了，把帽子一脱，说：“得罗，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

　　朱德赶到前线青岗坡时，三军团和五军团的战士们正在浴血奋战。当朱德出现在三军团四师的阵地上，他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在朱德的直接参与指挥下，四师一鼓作气，连续夺得川军控制下的几个山头，顶住了敌人的攻势。

　　午后，川军的兵力迅速聚增，同红军反复争夺着每一个山头，战斗异常激烈，有的战士子弹用尽就冲上山头与川军展开肉搏，手举大刀向敌人的头上砍去。就是团以下的干部也有不少牺牲。就在这种处境极为危险的时刻，朱德仍坚持在阵地前沿沉着地指挥战斗。

　　这时，毛泽东已决定，调回正在奔袭赤水县的红一军团急速返回增援，又命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纵队的干部团奔赴前线，发起反冲锋。这个干部团是长征出发时，由公略、彭扬两个步兵学校合并组成，成员都是富有战斗经验的连排干部。朱德指挥干部团抢占有利地形打退了川军的进攻，巩固了阵地。

　　在红军南征北战的岁月里，有多少次危急的关头，总司令是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履难踏险。这正是朱德大智大勇的大将风范。红军指战员有这样的总司令率先垂范，也就更加英勇无畏，形成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慨

　　四、艰苦卓绝，简朴廉洁

　　他叱咤风云，指挥着千军万马，又朴素得象一个普通士兵。在革命的战争年代，他和战士一样地穿粗布军衣，吃糙米野菜，住草棚窑洞。井冈山时期，他身为红四军军长，经常同战士一起下山挑粮。“朱德的扁担”这个故事，人所共知，至今传为佳话。长征途中，他身为红军总司令，经常把马让给伤病员骑，把仅有的口粮让给伤病员吃。他是贫苦农民的儿子，在担任党、军队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后，依然生活俭朴，保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本色。朱德同志一生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堪称典范。建国初，他曾兼任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元帅军衔，是十大元帅的第一位。美国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撰写了描述朱德同志革命事迹的《伟大的道路》，她在遗嘱中指定将该书的稿费近一万马克留给朱德，朱德同志却分文不取，指示用这笔钱给国家购进一大批急需的科技图书。朱德同志在逝世前还嘱咐康克清同志，把他建国后省吃俭用积下的近二万元人民币全部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我们应该以朱德同志这种无私奉献、清正廉明的作风为榜样，坚决反对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的生活方式，切实端正党风，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证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顺利地健康地向前发展。

　　红军历时两年的长征，走过万水千山，历尽千难万险，饱尝千辛万苦。且不说有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就是那些自然条件的严酷、地理环境的恶劣 ，高山、大河、险隘、雪山、人烟沓无的草地，这是过去研究宣传的重点。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他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说：长征“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

　　朱德以坚韧不拔的意志、艰苦卓绝的作风带领红军战胜长征路上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

　　长征时，朱德已年近五旬，是红军高层领导中年龄最大的。但他为着节省出几名强壮士兵去充实作战部队，在行军中既不要担架，也不要文件挑子，只要了两匹马，一匹供骑乘用，一匹驮行李、文件，供骑乘的那匹马又常常留在司令部队伍后头,为收容伤病员用。和朱德一起行军的总部作战科参谋吕黎平回忆说：“行军途中，朱德同志经常不骑马，腰插一支小手枪，同司令部的同志一道徒步行军。他沿路谈笑风生，摆四川‘龙门阵’，以分散干部战士们的精力，减轻大家的疲劳。”

　　朱德长征，比同他一起出发的红一方面军战友多走了一年时间，多走了一万多里路。他不仅三次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并翻过比夹金山还要高出两千多米的党岭山，和红军战士们一起创造了在严冬时节征服大雪山的奇迹；他还三次走了的荒无人烟、遍布陷井的草地，这是长征中最难令人毛骨耸然的一段路，但朱德在长征结束后却回忆说：“当过草地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是极困难了。我还认为是很好玩的。有草有花，红的花，黄的花，都很好看，几十里都是。还有大的森林与树木。草又是青青的，河流在草地上弯弯曲曲的，斜斜的一条带子一样往极远处拐了去……牛羊群在草地里无拘束地自由上下，也是极有趣的。也许因为自己带着乐观性吧。”

　　红军在长征中，曾几度经历环境恶劣、粮秣无济、大军几乎绝粮断炊的日子。每当这时，朱德都想方设法组织全军渡过难关。1935年夏，红一方面军从懋功一带北上进入雪山连亘的藏族区域，部队粮秣得不到接济，常常是每天只能吃上一顿青稞或红薯，也只能吃个半饱。在那样情况下，朱德组织、发动各部队满山遍野采摘野菜充饥。成仿吾回忆说：“朱总司令最善于找野菜，他先组织一个‘野菜调查小组’，亲自带领着小组到山上或原野，找出一些认识的、可以吃的野菜，挖出带回来，分类洗干净，煮着吃。然后他又动员大家去找，把大家吃过的野菜都挖来，这样经过大家的努力，最后竟找到了几十种可吃的野菜，解决了不小的问题。”

　　在则格、黑水、芦花一带沟谷地带，7月中的青稞麦刚刚成熟，由于部队已近绝粮，红军总部不得不命令各部队进行十天割麦，筹备粮秣，同时派人去四处寻找藏民回家，按当地粮价付款。“上自朱德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饲养员，都一齐动手，参加割麦的运动”，朱德“不仅同战斗员一样割麦和打麦子，并且割下以后从一二十里远的地方挑五六十斤回来。”

　　1936年早春，朱德和红四方面军为了等待红二、六军团北上会师，在平均海拔三千米高的康北高原上渡过了极其艰难的四个月。几万人的大军口粮无继，在朱德的带动下，基本上是靠野菜和临时找到一点牛羊肉充饥，同时，朱德不仅组织全军野菜小组，编书下发，又发动各部队帮助躲避到山里去的藏胞把地种上，他每天拿着镢头和战士们一起在田间干活，

　　是他想出挖野菜、吃皮带、纺毛线、缝毛皮衣各种办法，并亲自带头去做，才使部队生存下来并走出困境。饥寒交迫

　　正如斯诺所说，“从纯粹军事战略和技术上处理一支大军撤退来说，中国没有见到过任何可以与朱德统率长征的杰出领导相比的情况，……他部下的军队在西藏（应为川西北）的冰天雪地之中，经受了整整一个严冬的围困和艰难，……而仍能保持万众一心，这必须归因于纯属领导人物的个人魅力，还有那鼓舞部下具有为一个事业英勇牺牲的忠贞不贰精神的罕见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