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信贷“仪陇实验”

在仪陇乡协帮助下，获得贷款的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小生意。

仪陇乡协设在乡村的分支机构为农户提供小额贷款服务。

    成长了近15年后，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作为一个“社会企业”的轮廓渐渐清晰，并于近几年成为国内众多公益性小额贷款机构取经的样本。

    2000年前后，该协会也曾因管理混乱、贷款回收困难而一度停止了小额信贷服务。在借鉴企业的管理办法大刀阔斧地改革之后，协会于2004年重新起步，并逐渐摸索出一套成功的商业模式。

    “要解决农村发展问题，金融和组织一个都不能偏废。”协会从2005年开始了探索分散小农的有效组织模式建立———农村资金互助社（村基金），吸引农民入股，并让他们自己来公推直选管理人员。

    协会丁字桥分会正在进行一场乡镇层面的农民产业和金融互助实验。用产权合作的机制，协会在这里渐渐和农民互助组织合为一体，仪陇乡协的理想正慢慢变成现实。

    面向穷人的钱

    9 月22日，中秋节。想开一个茶楼的战斗村村民邓碧秀，只凭一张身份证，就到镇上的四川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以下称仪陇乡协）复兴分会取回了5000元钱贷款。合同约定，她要在一年内24次连本带息还清5500元，否则将影响她以后的续借。与到银行不同的是，她没有提供任何抵押。

    4天前，邓碧秀向复兴分会提出了贷款申请，出纳谭显秀很快到她家里去做了调查。邓家拥有一套150平方米价值20万元的房产，一辆价值5000元的摩托车，丈夫在深圳务工，儿子还在读小学，一年开支大概在15000元。

    谭显秀回来后和分会的主任、会计3人合议，一致同意了邓碧秀这笔贷款。谭显秀把邓碧秀等客户的调查资料都输入电脑，每3个月更新一次，这样每个家庭的经营状况和现金流都跟踪得清清楚楚。

    和邓碧秀一样，8月份，有110多户人家向仪陇乡协复兴分会申请并得到了贷款。这些贷款分为农业、农业加经营混业、小工商业3种，最高贷款额分别为 3000、5000和7000元。在复兴分会1051个客户中，80%申请的是农业加混业和小工商业贷款。他们中大量的客户都是多年长期在协会贷款的农民，目前这些有经营能力的客户已成为复兴分会的主体。

    小额信贷在2004年以来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都有提及。2008年，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种金融机构被银监会在全国推广。即便如此，有幸贷到款用于脱贫的人仍极为有限，央行的调查发现，农户的贷款需求覆盖面仅有17%-33%.

    仪陇乡协等机构力求解决的问题是：农村有大量需要资金的人，但正规商业金融机构却难以向这部分人群放贷，协会秘书长高向军称之为“穿皮鞋的难以为打光脚的服务”。

    李文芹的故事更能说明小额贷款对于“光脚者”的巨大意义。李是陕西省西乡县一个穷苦人，9月16日，当她站到中国小额信贷发展促进网络的领奖台上，怎么也忘不了“不需要任何抵押就拿到3000块贷款的那一刻”。

    李文芹回忆中的日子是灰色的：5年前，丈夫在镇上打短工，一天只挣8块钱；她在家里种地、养猪养鸡，平时再捡捡破烂，才勉强够一家5口的温饱和孩子的学费。 2006年，弟弟罹患白血病，她想承包村上的茶园增加家里的收入，但跑了所有的亲戚只借到1000多块钱，承包茶园还需要3000块钱。

    这时，西乡县妇女发展协会正在村里给妇女开培训会，告诉她们如何不用抵押、只要3-5个妇女组成一个小组联保，就可从协会得到3000-5000元不等的贷款。而利息比银行、信用社的还要低一些，第一次贷款年息11.7%，第二次贷款就可以优惠到10.8%.贷款3个月还一次一年内还清，还清后第二年继续贷款可以增加1000元的额度，但总额不超过5000元。

    李文芹很快拿到了贷款，她承包下茶园，精心管理，妇女发展协会也请来技术员给村里的茶农做种植指导。一年后，李文芹的茶园长势看好；2007年，她又申请到第二笔贷款4000元，又多承包了40亩茶园。到2008年，50亩茶园可以收获了，她第三次申请到5000元贷款，加上亲友凑的1万元，她开了茶叶加工厂，获利10多万元。

    邓碧秀和李文芹两个贫困地区的妇女，依靠仪陇乡协、西乡妇协之类的组织，获得了脱离贫困的机会。可是，这些能够为穷人带来希望的机构却在萎缩。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参照孟加拉格莱珉银行模式在中国农村建立的300多家扶贫性公益小额贷款机构，只剩下100多家依赖最初国际援助机构留下的资金维持运转。

    曾经的挫败

    做人德仁为先，谋事规则至上———复兴分会的墙上贴着仪陇乡协的格言。协会秘书长高向军常常觉得身上有两重角色在打架：身为扶贫的N G O组织的使命、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商业本能。

    “你们开银行的多赚钱啊！”遇到这种误解，她无从解释，直到有一天她接触到“社会企业”的概念。

    “我曾经失败过，所以更明白小额贷款不能凭感性来运作。”仪陇乡协已进入良性循环，高向军却难忘1998年到2004年机构瘫痪的那段低谷。她有些担心的是，国内现存的100多家公益小贷机构，内部管理多与她失败时的状况类似。

    协会会议室的墙上挂着高向军第三次去孟加拉时的照片，她一头长发靠在尤努斯教授的身边，眼睛里闪烁着希望。

    1995 年，仪陇乡协以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 N D P）的小额贷款项目起步，作为县级干部的高向军带队执行。1996年，她到孟加拉走马观花式地考察了格莱珉银行的小额贷款，又去晏阳初学院学习了乡村发展理论，回来就照葫芦画瓢地开始实践。1998年，U N D P项目结束，七八千农户仍在贷款中滚动，仪陇乡协转型为一个独立的N G O.

    此时，协会的U N D P拨款和银行贷款一共800万都已在农民手中滚动，由于经营管理核算体系的缺失，收的利息、本金、农户强制性存款、机构的开支等全部混在一锅粥的账本里，盈亏无法统计，难于进行经营管理、风险管理和正常的绩效管理。

    “账上显示一个农民借了2000块钱，可下去一问，说早还完了。”高向军惊觉几乎所有的信息都是假的，自己像是被分支机构“绑架”了：客户资料都是分支机构做的，拿上来她就得批，因为无法一一核实；50多个信贷员按放贷客户数量提成，但还款风险却全由她承担。于是，信贷员在下面盲目放贷，甚至作假提成。

    钱洒在村子里收不回来，高向军自杀的心都有了。1998年，她再赴孟加拉学习小额贷款机构的管理，并于1999年停止放贷。但她不甘心认输，去找 U N D P评理，说你们给了我们项目却没有给项目的管理，责任应该是你们的。U N D P后来就又给了她一个新项目，并请了专家来指导。

    2001年到2003年，专家给协会开发了信息系统，建立了财务系统。为了找到成功的管理模式，高向军也于2002年第三次赴孟加拉系统地学习小额信贷管理，并转道蒙古国的小额信贷机构哈斯银行（XA C Bank）取经。

    哈斯银行的股份管理、岗位设置和个贷模式给了高向军很多提示。她开始明确小额信贷应该是企业管理而不是公益管理，应该有市场调研和分析，在认识客户的基础上来建立内部的管理系统和商业计划。

    这个转身为仪陇乡协带来的惊喜是，去年，他们有了1570万的信贷规模，今年1-8月份已发放贷款1076万，有效贷款笔数3297笔，净利润率5%、有 35万多，准时还贷率97.86%，风险率1.99%.“这说明我们在为穷人服务的情况下实现了自身可持续。”高向军说。

    钱，需要更多的钱

    2004年，仪陇乡协启动改革。高向军抱定这样几个关键问题去设计组织架构：给农民的贷款能否便捷地帮助到穷人？这些贷款没有担保抵押机构如何降低风险？大量的员工都在村子里，机构如何对他形成激励，扩大覆盖面？

    农民的小额贷款常常几天就要到款，总部又无法核查，所以必须要将贷款审批权和经营权下放到各个分支机构，分支机构变为营业所做信贷经营，管理层设在总部做信贷监管，把经营和监管分立。贷款审批也交由营业所的3个工作人员集体决定。这正如邓碧秀申领到贷款的情形一样。

    协会的每个营业所以股份为基础独立核算，各个岗位按企业的治理结构划分权责，建立与岗位挂钩的风险股本，各个营业所的主任两万、出纳和会计各一万、协会监管岗位两万进入股本金，协会给每个营业所投资20万加上员工按岗位投资的股本金作为该营业所的股本金，协会按1：1的比例给各个岗位进行配股，进入小额信贷业务的经营和核算，年底工作人员按股本金加配股分红，风险只按股本金扣除。

    取消联保采用个人贷款之后，协会采用国际小额信贷标准的账龄风险管理系统来降低机构风险。农民30天没有还款，机构在利息里提该农民贷款10%的准备金；30-60天没还，提25 %；6 0 - 9 0天没还，提 50%，以此类推直到120天以上提取100%的全额风险准备金。应用这样的风险管理机制，基本上实现了信贷资金风险的排除，机构的本金在这种机制下是保全经营的。

    2007 年，仪陇乡协开始盈利了。为测试在新区域开新的营业所多长时间可以自负盈亏，协会在2006年和2007年各新建了一个营业所，一年就实现了盈亏平衡；而为了检验一个营业所是否存在假账，2007年协会又撤消了一个营业所，结果贷款全部回来了。至此，高向军才感觉协会的小额信贷成功了。

    这一年，高向军从印度请来一家全球知名的小额贷款评估机构，让这个机构给乡协的管理做评估，来访者的专业性给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她更明白了乡协一定要精细化管理才能成功。

    评估机构给了协会的管理及格线以上的分数，但指出协会全体工作人员都用手工账管理，客户和财务信息都没有进信息系统，埋下了极大的风险，必须改进为电算化管理。评估机构离开后，高向军把所有工作人员送去电脑学校培训，学不会不准上岗。

    乡协的成功带来的是农民更大的需求。2005年，农民排队在营业所等着收回来的钱放贷，高向军把自己的3套房子卖了15万元放到营业所，结果像“化到海里去了”似的。

    钱，需要更多的钱，可是融资的制度瓶颈却扼住了喉咙，这并非仪陇乡协独自遇到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