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说有一种悲情在悲剧之上,那么它就是相似悲剧的重复。这种无力感让人不忍卒见,却又坚硬地存在于我们的公共空间—譬如重病自医的一再出现:河北保定硬汉郑艳良自锯病腿、重庆吴远碧剖腹自医、广西患癌老人剖腹割肠……
多显沉重与反讽的一声“硬汉”,新闻的冷静叙述在此刻催人低徊。时至今日,言称“看病无门”或许已显得稍稍矫情,即便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新农合”也实现了基本的全覆盖,但如何来医治各种大病至少尚未成为一种可承受之重。
2013年,按照卫生部的部署,我国农村医疗保障重点将向大病转移。肺癌、胃癌等20种疾病全部纳入大病保障范畴。但另一方面,大病保障的范围仍然显得相对逼仄,有些疾病并非可报销目录中的致命疾病,却依旧可让农村家庭一夜返贫。同时,如何来建立大病医保的刚性支付机制,让大病报销不至于空留形式,必须被进一步探索与兑现。
当“锯腿自医”、剖腹割肠成为忧伤报道,它们倾诉的其实是对大病扩容的热望。我们深知改革不可能生而完美,同样深知对于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医疗成本会是公共财政的巨大负担,但较之攸关生命与农村家庭生存的大病政策,却必须在制度的灵活性上寻求调整。譬如,在基本的大病医保目录之外,可否有着另一种“机动”的大病认定—它会综合考虑到病情和患病家庭对此的承受度,将某些并不直接致命但足以令患病家庭一夜返贫的“怪病”,也纳入到“大病”救济中来,并在政府、家庭和社会三者之间寻找到一种合理的分摊方式。如此,重病自医的惨烈悲剧才会消失。
目前,农民郑艳良获得了社会关注下的大力援手,他或许将走出困境。但如果没有媒体的关注呢?迫切的问题不可回避:大病医保更大面积的覆盖需要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