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30年前的师范学校生活

    1978年金秋的一天，乡邮递员送来一封挂号信，打开一看，仪陇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赫然映入眼帘。我们大队几十年没有考上一个大中专学生，高初中毕业生也是凤毛麟角。于是，我成了乡亲眼里的“状元”……
“要是论成份，搞推荐，恐怕就没有你的份了”。上学前，我父亲反复告诫我。
　  　
    师范学校坐落在远离县城的山坳里，条件很差，还没有现在一所普通乡村小学漂亮。同学们来自四面八方，小的十四五岁，大的二十七八岁，有下乡知青、复员军人、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回乡青年，像我这样从学校又到学校的“小字辈”不多。

最艰苦最难忘的是那段学生生活

    学校没有统一就餐的食堂，八个人席地而坐，在露天坝里分饭吃，一桌一小盆，不到第二节下课，肚子就开始闹饥荒，放学钟声一响，同学开始向食堂飞奔，那场景与影视片里冲锋号响起时的镜头差不多。每月的供应粮中除细粮以外，还要供应诸如红苕干、玉米、胡豆之类的杂粮。说是三天一次“牙祭”，其实就是萝卜汤里夹杂着零星的“肉丁”而已。冬天，没有热水供应，一觉醒来，床脚边的洗脸水结上了一层薄冰，在相互鼓励和嘻笑声中我们开始了一天的“破冰之旅”——砸破冰块完成洗漱。那阵阵剌骨的寒冷之后是一种多么沁人心脾的舒服与快乐啊。

    一个星期天，老校长交给每个学生一项特殊任务，每人采集二至三斤野菜煮忆苦饭——那是老校长针对一些同学乱丢乱倒馒头饭菜的良苦用心。中午，同学们一边吃着难以下咽的忆苦饭，一边聆听老校长讲“那过去的事情”。当时，不少人对老校长的做法不理解，甚至有些愤愤然，如今想来，忆苦饭给人的教育却是相当深刻久远的。

    入校不久，班上几个父母是吃“国家粮”的同学，开始戴起了手表，同学们一边声讨“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一边打心眼里羡慕，那蟹壳大小的表盖，清脆铿锵的嘀嗒声，闪亮的外表，一张一弛的表带，着实让人心醉，比起今天玩高级手机的感觉还酷还爽。空闲时，我们这些“乡巴佬”总是争先恐后地找“有表一族”玩，为的是寻找戴表的机会，把玩戴表的快乐，若是遇着照相，还要高挽袖管，亮出表来。

往事如烟，30年变化巨大

    我们那个偏僻的穷山村，发生了巨大变化。30年前，村子里的壮劳力起早摸黑，一天也只值一角钱（每10个工分折算的劳动报酬）。如今，村民人均年纯收入已经超过5000元，一天的收入超过了过去一年。自来水、洗衣机、空调、冰箱进入寻常村民家；村民们一边劳动，一边还同远在广东、深圳的孩子打手机拉家常……

    30年来，村子里一批又一批“金凤凰”飞出山外，全村8个组，自1978年以来共考取大中专生近200人，有的已经成了博士、科学家、大学教授、军事指挥员、工程师等，家家户户有了高初中毕业生。每年稻花飘香的时节，也是村子里最热闹的时节，张家娃儿考上中专，李家孩子高中“状元”，好消息一个接一个。

    30年前我一直心仪的手表，在我参加工作的1981年就变成了现实，手表换了一只又一只，从“山城”（牌）到“上海”（牌）再到“瑞士”（牌），当手机出现时，最早的手表已在书箱里沉睡了10年，尽管如此，沉睡的老手表仍是我的至爱。

    如今，我们这些30年前的孩子又有了自已的孩子，每当我给孩子讲起这些往事时，孩子的表情正如当年我们听老校长讲“那过去的事情”时一样。是啊，没有经历过时代变迁的人，难以体验到时代的巨变。我深深地在心底说：孩子，要不是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也没有你们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