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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为何始终是我军无可替代的总司令

  • 2010年11月04日
  • 来源:网易
  • 揖稿/编辑:赵于平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7期  作者:赵于平

自打上世纪50年代后期,多年来,某些影视片以及文艺作品,把我军的主要创始人,历史上被各界公认的“红军之父”,我军永远的总司令,共和国第一元帅——朱德,塑造成一个唯唯诺诺。平平庸庸,人云亦云,无所作为的人,一个军中的摆设,甚至连他的下级和部将都不如。这不但丑化了朱老总,而且也是对我军的贬低。因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一支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军队,长期以来,居然是由这样一个窝囊的统帅来指挥,那真是贻笑大方。

朱老总,从我军设立总司令一职起,直到1954年10月撤销,一以贯之,一直担任这一崇高的职务,从来没有更换过,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我才称其为我军永远的总司令。而总政委一职,则数易其人,多次易手。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是造诣高深的军事指挥的行家里手,因为他是我军无可替代的驾驭战争的巨擘。

朱老总与游击战运动战

在残酷激烈的战争年代,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敌强我弱,我军作战的主要战略战术原则是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而这一作战原则的提出者和创始人首推朱德。我这决不是标新立异,危言耸听,这是由毛主席的著作所证明了的。毛选四卷第一卷(1966年7月横排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第188页,毛主席写道:“我们的战争是从1927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红军,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1928年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很显然,这个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十六字诀,是由朱老总1928年4月28日与毛主席会师后,带到井冈山上来的,所以才有“从1928年5月开始”这种情况发生。毛主席还指出,在此之前“当时根本没有经验”,说明在朱老总未到以前,他是不知道这一战略战术原则的。聂帅于1986年12月1日在纪念朱德诞辰100周年的讲话中阐明“朱德同志通过实践,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打法,然后上升到理论,提出了有名的十六字诀,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他的话,有力地印证了毛主席在上面的叙述,证明朱德是游击战“十六字诀”的创始人,毛主席是肯定者和应用者。此外,当年井冈山时期的老将领和老战士,也多有记述。例如杨至成、何长工、宋裕和、范树德、龚楚等。他们曾经回忆说:“朱毛会师后,原来井冈山的同志们纷纷奔走相告,说‘这下好了,来了个会打仗的’,又说‘朱军长有一个御敌的十六字诀’。”参加南昌起义,时任南昌军官教育团总务处处长的赵镕老将军,在1983年6月14日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党史工作者的访问时,他说:“你们写朱德同志的传记,有一件事提醒你们,就是关于‘十六字诀’的问题。一般都认为‘十六字诀’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其实是朱德同志最早提出来的,他是在许多地方做过试验的。最早起源于1913年,他在滇南个旧戡乱、剿匪。”他又说:“我就曾问过他,‘十六字诀’不是您提出来的吗?怎么成了毛主席提出来的了?他说:只要对革命有利,谁提的都一样”。朱老总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与他的一贯风格一样,表现出极其博大而宽厚的伟人胸怀。

关于运动战,毛选四卷第一卷,在同一篇文章的第214页写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也就是说,它是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而这一原则,是早在1925年,朱老总在苏联莫斯科郊外莫洛霍夫卡村秘密军事训练班担任学员队长和军事辅导教员时,回答教官“回到自己国内怎样打仗”的问话时就提出来的,他的原话是:“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这是有明文记载的。而且,这句话是地道的四川方言,是朱老总用他自己的家乡话来形象生动地表述自己的运动战战略战术思想。毛主席把它写在这里,同样也无异于告诉世人,这项著名的运动战战略战术原则,其发明权是属于朱老总的,他仅仅是接受运用并发挥。

上述史实,特别是毛主席自己的表述,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如此说来,对于我军游击战和运动战战略战术的鼻祖是朱老总的结论,难道还有什么可以值得怀疑的地方吗?还有必要再去争论不休吗?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部分其源头是朱德的军事实践

毛主席的特长是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工作,组织工作,理论工作,还有政权建设和政府工作,他特别善于总结汲取和发挥,擅长写作,这些也正是他作为总政委的分内工作。作为总政委,后来作为军委主席(我军自抗战以后,就不设总政委一职,军委主席实际上兼有总政委的职责),他还参与部队作战行动方针的制定和战略部署的研究。但是,他不是“万能匠师”,他从来没有替代过总司令的工作,他的工作范围,没有超出过总政委。擅长行动方针的制定与战略部署的研究,并不等于会打仗,而且战略决策也不是由总政委一人决定,他负责起草命令和指示是代表军委,并不是他的个人意见。打仗光有战略部署不行,还必须转化为具体的军事行动,必须善于战场指挥,必须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具体的军事专业知识。比如熟知各种武器装备的性能,杀伤威力和杀伤范围,各种兵器兵力的火力分配和协同,各军兵种的战术配合与协同,各种战术动作如何实施,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进行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等,如何具体组织部队行军、宿营、隐蔽、警戒、侦查、包围、进攻、退却、掩护等,还要熟悉部队的各种条例条令等等。这些,作为总政委的毛主席,他是不熟悉的。例如,1928年3月由于误传毛主席被开除党籍,任命他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他表示为难,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而这“军旅之事”正是朱老总、彭德怀、刘伯承、林彪等军事统帅与战将的擅长。特别是朱老总,战略战术兼优,在战争年代,党中央毛主席在军事指挥方面主要倚重于朱老总。事实上,在红军初创时期,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在军事上,毛主席主要是向朱老总学习的,他善于学习善于总结善于运用善于发挥,他与朱老总合作,创造了许多辉煌的战绩,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人民战争思想。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毛泽东军事思想,其核心部分的源头,是朱老总的军事实践,这也是“红军之父”的美誉归于朱老总而不是毛主席的缘由所在。

上面一节关于游击战运动战提出者的论述,就是这一结论很好的证明。所以,科学地讲,准确地讲,实事求是地讲,“毛泽东军事思想”应当称作“朱毛军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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